1、202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两大利好：一是随着去库存进入尾声，新一轮补库周期将驱动经济展开短周期反弹；二是随着中美两个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外贸对经济的拖累短周期将减弱，全球制造业下行势头将缓解，甚至出现修复性反弹。

2、2020年，在逆周期政策发力下，一季度基建投资很大可能反弹。不过，财政是一个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即压缩一般支出，保障重点领域，而不是总量的扩张。财政政策也是短期的行为，不可能一直存在。且政策脉络是越来越重视供给侧而不是重视需求侧，因此不要乐观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加大基建投资，更有可能是减税和基建投资并举，基建投资发力也是补短板，基建投资增速反弹不大可能突破10%。

3、2019年全球贸易形势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净出口对GDP贡献下降。2020年，随着中美贸易形势阶段性缓和，出口贸易会出现回升，并带动制造业投资反弹。不过，由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贸易反弹的力度也是温和的。

6、2019年居民消费并没有因消费升级而加速，主要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房贷支出对其他耐用品挤出效应有关。2020年，居民消费可能还是稳中略微放缓，主要是随着房贷收入比持续处于高位会继续制约耐用品消费。而收入分层使得消费升级更多的是高收入阶层带来的，占消费总量比重偏小。

5、补库周期可能对2020年一季度制造业也有正面激励作用，稍后剩余时间则回落。然而，逆周期政策在平滑经济波动的同时抑制市场出清，经济下行周期完成不彻底，最终导致库存周期“短平快”，2020年补库力度可能远弱于预期

6、2020年，房地产可能会出现库存再度累积的风险。2016、2017、2018、2019年的地产销售量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这比过去长期的平台高很多，会有一些透支的行为，2018年-2019年新房开工一直高于房屋销售面积，这使得房地产库存去化在2019年明显放缓。

7、长期结构性问题主导中国经济长周期下探的过程尚未结束，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使得劳动生产率下降，而投资回报率下降、城镇化率因居民户口城镇化缓慢而低估、广义信贷扩张受限（符合金融周期向下特征）和信用分化（民营企业信用利差扩大）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似乎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8、2020年，美元和美股可能双双拐头向下，有利于新兴市场资金流入，且海外经济体面临三大风险：负利率可能加剧欧洲、日本银行业危机和贫富分化加剧可能带来政局动荡甚至全球性冲突，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可能因负利率资产膨胀而越发脆弱。

9、对于大类资产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先收益的往往是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商品市场更受经济前景和供需基本面影响，有色金属等国际性商品可能率先因美元走弱和国内制造业补库而反弹，但是广义信贷收敛和补库周期“短平快”使得商品反弹可能远弱于预期。

2019年即将过去，全球经济既没有陷入衰退，但更没有迈入强复苏和大繁荣。全球经济增速几乎都在下行：中国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美国经济触顶回落，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低位徘徊，暂时避开了衰退的困境。在美联储重启降息等宽松措施下，全球货币政策回归宽松主基调，全球无风险利率先后下行，商品和楼市整体上呈现下跌调整的态势。

站在2019年底，我们又一次站在一年一度的投资抉择的十字路口。面对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逆周期政策加码和补库周期等诸多利好，市场已经开始表达了投资者的乐观预期。2020年宏观经济将迎来两大利好：一是随着去库存进入尾声，新一轮补库周期将驱动经济展开短周期反弹；二是随着中美两个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外贸对经济的拖累短周期将减弱，全球制造业下行势头将缓解，甚至出现修复性反弹。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技术革命、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红利等引领全球经济启动快速增长的因素都已经消退，尤其是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总需求萎缩，这意味着就算逆周期政策加码带来的经济短周期反弹是短暂，全球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或缺乏新的突破。

此外，我们最担心是逆周期政策的 “双刃剑”作用，虽然逆周期政策加码，如全球货币政策都是超常规宽松，甚至出现负利率，或者财政政策如减税和基建投资发力，可能带来以往没有出现的负面影响：一是货币政策超长时间宽松，利率持续低位甚至出现负利率，并不一定刺激信用扩张，反而带来的是资产价格膨胀，贫富分化加剧，加剧社会矛盾，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升；二是逆周期政策在平滑经济波动的同时抑制市场出清，经济下行周期完成不彻底，最终导致库存周期“短平快”，库存周期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会边际减弱；三是逆周期政策加码会导致政府解决结构性问题上妥协，如中国经济摔退，地产依赖的时间会延长，挤压新经济的成长空间（地产占用流动性资源和对消费挤出效应）。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人口老龄化社会和，资本回报率和名义利率的下行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管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要接受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这个事实，逆周期政策在防止经济硬着陆和避免经济衰退方面是有必要的，但过度加码逆周期政策可能带来更大的副作用——贫富分化加剧和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